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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何以打破“亨廷頓悖論”

——專訪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閻小駿

中國能保持政治穩定,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是在國家的彈性和剛性間找到了平衡點,而且有效維護了這種平衡。

作者:鄭嘉璐 日期:202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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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8日,廣西南寧,高鐵飛馳在豐收的田野上


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有兩句非常流行的話,第一句話是“國家間最重要的區別是管治的程度,而不是政府的形式”,第二句話是“不是所有的好事情都會一起到來”。

其中第二句話也被稱作“亨廷頓悖論”,也就是說經濟快速發展與政治社會穩定很難兩全。幾十年來,這個悖論被眾多發展中國家反復驗證,阿拉伯之春、顏色革命等反政府運動浪潮不斷涌現,革命浪潮過后,政權易手、社會動蕩、戰亂頻仍。

中國則成為了一個特例。四十多年來,中國在實現經濟騰飛的同時,保持了國家政治社會的安全與穩定,成功打破了“亨廷頓悖論”?!昂嗤㈩D悖論”的政治學原理是什么?這一理論在今天仍然適用嗎?中國又是怎樣保持穩定的?帶著這些問題,南風窗記者專訪了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閻小駿。


“亨廷頓悖論”

南風窗:許多西方學者相信,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與社會政治穩定不可能同時實現,有人稱之為“亨廷頓悖論”。這個觀點是如何被提出的?

閻小駿:亨廷頓教授生前曾用一句話來概述他的觀點:不是所有好事情都會同時到來。他的意思是,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保持政治上的穩定。

1968年,亨廷頓出版了《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他發現,從全球范圍來看,國家之間除了經濟的鴻溝愈發擴大,政治管治程度上的鴻溝也是不斷擴大的。特別地,他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經濟發生轉型的國家,政治上特別容易出現不穩定。一些國家在由傳統向現代化轉型、由窮國向中等發達國家轉型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農民脫離了農村生活,進入城市化生活,這在經濟上來講當然都是好的發展,但這些經濟發生好的轉型的國家,恰恰在政治上碰到了最大的挑戰,政治最不穩定。從這樣的對比中,亨廷頓提出了這個理論。

這在當時是個劃時代的理論。在這之前,西方現代化理論學派認為,經濟上的現代化必然帶來政治上的現代化。經濟越發達,生活水平越高,政治就會趨于穩定和成熟,民主制度也會生根發芽。亨廷頓的觀點完全相反,他認為經濟發展帶來的不是政治上的成熟,而是政治不穩定,是國家失能,甚至是國家機器的失敗。

南風窗:在現實生活中,“亨廷頓悖論”已經屢次得到驗證。不過相比50多年前這個理論被提出時,當今世界的科技水平與治理能效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亨廷頓悖論”放在今天還適用嗎?

閻小駿:仍然是適用的。不可否認,半個多世紀過去,這個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出現了“全球化”這樣一個影響世界格局的標志性變化。但在我看來,亨廷頓的理論不但沒有被時代否定,反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越來越顯示出它的預見性。

“亨廷頓悖論”的精髓是,經濟發展會帶來社會結構的變化,而社會結構的變化往往是政府難以適應的。21世紀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比當年更深刻的社會變化,對政府而言,治理的挑戰就更大。

比如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ヂ摼W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有重塑作用的,對人和國家之間的關系也有重塑作用。就看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那時社交媒體剛剛走向全球政治的舞臺,當阿拉伯民眾用社交媒體互相聯絡,甚至將其作為發動政治運動的工具時,突尼斯、埃及等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對這些挑戰是手足無措的,沒能給出有效應對。這就是經濟和技術發展對政治穩定的沖擊。

再比如全球化。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少國家和群體富裕起來了;但另一面是,那些沒有知識或者說知識儲備不足的低技術勞動群體,他們在全球化中不但沒有得利,反而連基本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脅。這些受到全球化沖擊的階層,他們的利益實際上是缺乏代表的,反映到政治上:在西方,代表這一階層的民粹主義政治家大量涌現;而在泰國、緬甸等發展中國家,民眾則采取了更為極端的集體行動,來表達他們對全球化的失落感。

這些政治矛盾的激化實際上反映出既有的社會結構、政治結構,有可能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沖擊力不相適應,最后才造成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所以我覺得,雖然科技水平和治理效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經濟變化給政治結構帶來的沖擊,依然會導致政治不穩定。


中國何以穩定

南風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急速的經濟騰飛中保持了社會的穩定,可以說已經打破了這個悖論。從外部環境和內部挑戰來看,中國執政者面臨的挑戰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有哪些異同?

閻小駿:我們知道,經濟高速發展對政治秩序具有基礎性威脅。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的確面臨著一些共性的挑戰。

從社會的變化來講,首先是社會階層關系的急速變化,以前得益的階層可能會變成失落的階層,而失落的階層也能成為得益的階層;隨之而來的還有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就是我們常說的“你動了我的奶酪”;另外還有社會組織方式的重構,比如隨著社會經濟逐漸現代化,一個垂直型的社會組織形式,可能會越來越扁平化;同時,在經濟和社會轉型過程中還會不斷涌現新的階層和新的壓力集團,他們會在政治上逐漸活躍;相應的,也會出現很多新的經濟訴求、文化訴求、政治訴求;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也會獲得新的集結機會與空間。

從國家的變化來講,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特別是對外開放、市場化轉型,這些改變會使得國家原有的、對社會進行管治的資源基礎發生變化。比如,原來是國家給大學生分配工作,這是一種很強的管控方式,但現在都是大學生自己到社會上找工作,大多還不是體制內的工作,那么國家對這一群體的管控能力就下降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控制手段、管治制方式和政治話語都需要調整。

從內外環境來講,由于全球化和對外開放,外部世界對發展中國家國內政治的影響和干預會趨于常態化,這是不可避免的。再就是外來的價值觀體系會在發展中國家國內傳播,改變既有意識形態和國家文化格局。

在這之外,中國還面臨兩個特殊的挑戰。

一個是中國全球地位的結構性變化。經過70多年的發展,中國從經濟上“一窮二白”的狀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從世界舞臺的邊緣走向了中心位置。全球地位的躍升,必然會引起外部世界對中國態度的變化:其他國家也許可以接受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甚至愿意施以援手;但當中國對它們的領先地位造成威脅,這些國家還能像過去那樣處理跟中國的關系嗎?

另一個是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弱勢地位。更準確的說法是,國際話語權和政治經濟地位不相稱。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上的大國,但在國際話語、國際傳播上,還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通俗地說,我們解決了挨打和挨餓的問題,但仍在努力解決挨罵的問題。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中國選擇了跟西方不一樣的、適合自己國情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和發展道路;另一方面是種族問題,中國人是不同于西方的中華民族,在文化傳統、歷史淵源上都跟西方有本質差異,這一點西方也已經認識到了。

南風窗:總的來說,中國為什么能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持穩定的政治秩序?

閻小駿: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保持了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發展中國家能不能保持政治穩定,很關鍵的一點是有沒有強大的國家管治結構,以及是否具有高度制度型的國家機器。

另外,中國在國家彈性和國家剛性之間,保持了比較好的平衡。一個政權,一方面要保持彈性,不斷擴大自己的執政基礎;另一方面要保持適度的剛性,能識別和消除潛在的不穩定因素。用中國古話講就是“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彈性和剛性都要適度,兩方面要平衡。中國能保持政治穩定,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是在國家的彈性和剛性間找到了平衡點,而且有效維護了這種平衡。

還有一個原因是學習能力。中國政府沒什么條條框框,中國共產黨也長期保持了實事求是的務實主義思想路線。在這種哲學的指導下,一切都從實際出發,所有的方針政策、辦法措施、政治話語都是從實踐出發,通過實踐檢驗,最后又為實踐服務。這讓國家保持著高度學習性和適應性,無論社會怎么變,出現什么新的因素、新的現象、新的社會關系,中國都可以通過學習來應對。


彈性與剛性

南風窗:中國保持國家彈性的一個重要手段是政權吸納,在中國國家治理機制中,政權吸納是怎樣發揮作用的?

閻小駿:政權吸納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國家治理中的法寶,也是一個寶貴的經驗。顯然,政權吸納能幫助執政黨不斷擴大執政基礎,也就是經常講的“團結大多數”,這是因為一個高度彈性的政權,團結的面是最大的。具體地講,通過政治協商、統一戰線等吸納性的政治機制,執政黨可以跟社會不同階層保持經常性的聯系,做到與社會的共融,進而可以建立和維護一個跨越階層的政治聯合。在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中,利益格局的變化很大,階層關系的變化也很大,但有了彈性機制,執政黨可以通過主動有效的工作,建立起跨越階層差異的政治的大聯合,這使得執政的基礎更加牢固。

這里要特別提到,中國保持國家彈性的一個重要的方式叫“參與式治理”,其中有對基層治理的參與,也有對國家治理的參與。比如說,老百姓可以通過村民代表會、一事一議、參與式預算等制度直接參與基層社會治理,他們也通過憲法規定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參與國家治理。有了這些治理機制,中國更能應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基層權力基礎的變化,鞏固執政基礎,提高治理的質量,最終保持國家長治久安。

南風窗:應該有許多國家都會采取預防式的管控措施來降低社會風險,中國的做法有哪些獨特之處? 

閻小駿:實際上,世界上并沒有很多國家采取預防式管控來維護穩定。這是因為,實行事前管控對國家機器的能力要求非常高,一般的發展中國家很難做到把矛盾都化解在萌發階段。大多數國家的維穩手段有兩種,一種是事后的懲罰和追究,另一種是對群眾運動的現場處理。

中國的預防式管控有幾個特點,首先是國家的重視程度非常高。這種重視不只體現在政治話語上,也體現在領導機制上,中國的社會面管控是集中統一領導,多系統、多部門合作,充分保障資源分配,形成了網狀結構的系統性工程。在考核上,基層政府將社會穩定作為“一票否決”指標,可見預防式管控確實是基層工作的重中之重。

跟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基層政權建設是中國一個很大的優勢。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我發現預防式管控工作是下沉到村組的,重心在基層。比如說矛盾的排除化解,首先得發現矛盾,識別哪些事件有可能升級為社會矛盾,這需要非常細致的群眾工作,從村民小組到村委會、村支部,然后到鄉到縣,這一條線都需要有效率、有能力的基層政權組織。

群眾在預防式管控中的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無論是發現矛盾、事前化解矛盾,還是在矛盾激化時做安撫工作,再或者協調政府與社會的溝通,都是依靠群眾完成的。這個過程既依靠普通群眾,也依靠群眾中的精英分子,比如致富能人、基層黨員干部等。

最后一個特點是注重化解,也就是防患于未然,化解于無形。很多基層干部說,化解矛盾其實是很低調的工作,如果成功了,就什么都不會發生。工作最好的成效,反而不會引起注意。

南風窗:能否請你分享幾個案例,在過去四十多年里,中國政治穩定面臨著怎樣的風險?中國政府具體又是怎樣化解的?

閻小駿:過去40多年,中國政治穩定面臨著各種風險,經歷了許多考驗。比如80年代,我們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時,要化解“物價闖關”的風險,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物價上漲或稅制改革會引起社會波動,21世紀,很多國家就是因為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政治社會出現了動蕩;再比如90年代要化解“下崗潮”風險,近些年要化解社交媒體帶來的風險等,這些風險的化解都需要剛性與彈性的平衡。

就以維護中國農村的穩定為例。在彈性機制方面,中國農村的基層政權建設很有活力,也很注重群眾性,比如會采取創新的基層民主形式,讓普通農民參加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大家一起商量著辦事。

再比如經濟改革造就了很多致富能人。在埃及,農村貧富分化是社會動蕩和阿拉伯之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而在中國,基層黨組織會讓農村的致富能人擔負起這個村的領導工作,帶領全村一起致富。以前是黨員的,動員回來當村支書;不是黨員的發展入黨,成為致富帶頭人,這樣執政黨在基層就有凝聚力了。

剛性機制方面,中國農村也不斷通過細致的基層群眾工作來發現社會矛盾的苗頭,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盡早化解這些矛盾,避免蔓延擴大。中國能讓這么龐大的農村人口穩定下來,確實是一個奇跡。

南風窗:未來,中國要繼續維護社會的穩定,會面臨哪些新的挑戰?

閻小駿:我想挑戰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最直觀的是信息化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信息技術的普及發展讓人、社會組織與國家間的關系發生了重構。以信息的傳播方式為例,原來人們是單向接受新聞媒體的信息,現在每個人都是記者,看到一個局部就可以放到網上,這種不完善的信息一旦被大規模傳播,后果可能是爆炸性的。

其次是利益格局的調整。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既有總量上的增長,也有不同經濟部門間比例關系的變化,所有這些都會帶來利益格局的調整。特別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變化,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可能會出現新的失落階層,甚至可能出現所謂“蟻族”,也就是城市中的邊緣階層;而對于富起來的那部分人,可能會在大城市形成不參加生產、靠房租生活的食利階層。這些新的社會階層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什么作用?對國家政治穩定有什么影響?這些都需要研究。

特別的,中國民營企業在過去40年不斷發展,到今天已經逐漸成熟起來,很多企業甚至可以說是富可敵國,財富能力跟一些中小國家差不多了。這些民營企業掌握的信息、資源在某些程度上可能超過了國家,它們對政治穩定的潛在挑戰也值得關注。

第三個挑戰來自國內國外的聯動。在西方國家看來,中國進入國際舞臺的中心位置,對它們造成了某種威脅,自然也會有應對行動。未來,國內國外的政治格局如何發生聯動,這種聯動對于中國社會穩定的挑戰,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2019年在香港發生的事情也說明了這一點。


學習型政權

南風窗:你在《中國何以穩定》一書中提出了“學習型政權”的概念。學習型政權最顯著的特點是什么?

閻小駿:發展中國家想要在經濟社會變化過程中保持社會穩定,學習型政權是一個關鍵?!皩W習”兩個字,在這里指對內外環境和社會力量的觀察、研判和適應,對外部世界政治實踐成果的吸收,對自身執政和治理結構的適時調整和創新,對歷史傳統的理性繼承和揚棄,以及對社會管理和控制辦法的與時俱進等。

南風窗:為什么說中國政府是學習型政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所具有的學習能力來自哪里?

閻小駿: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本身就是學習型的政黨。在立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就既在理論,又在實踐層面學習,而且很注重學習能力的培養。中共在學習中建黨,這100年的歷程里又培養了學習習慣和能力,形成了學習的機制。

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也增強了這種學習能力。實事求是強調對實踐的依賴性,既然跟實踐密不可分,政黨就一定要從實踐中學習,要吸取養分,又要通過自己的加工來形成方針。

重視群眾路線是第三個原因。群眾是最好的老師,當一個政黨脫離群眾的時候,實際上就喪失了學習能力;只有跟群眾、跟社會最大程度地結合起來,才能源源不斷獲取新知識。

南風窗:學習型政權是怎樣幫助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變動下保持政治穩定的?這背后的政治學原理是什么?

閻小駿:在21世紀出現問題的這些發展中國家,往往是因為政府治理無效,國家失能。新的變化浪潮來了,這些國家的政府卻沒能做出及時有效的應對,它們可能是沒有能力做改變,可能是不知道怎么改變,也可能是利益固化導致無法改變。但學習型政權有很強的適應能力,時代在變,政黨就跟著改變,這也就是政黨自我革命的能力,讓政權能夠適應時代的變化。

另外,學習能力比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往往是因循守舊的,不喜歡探索,不喜歡創新。而學習型政權則具有很強的探索性,不斷嘗試,不斷尋找新的治國理政的辦法,這才能跟上經濟社會的發展。

最后一點,因為對實踐、對時代變化有比較準確的把握,學習型政權能協調國家、社會、個人、時代這四者的關系。這四個方面的關系協調好了,社會政治才能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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