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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中心-邊緣”體系

從體系演化的角度看,中國與美歐關系,之所以在進入21世紀后出現“十年劇變”,是因為這個體系進入了新的演化周期。

作者:雷墨 日期:202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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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圓桌峰會,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會議并致辭。這是第一階段會議結束后,習近平同與會領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人步出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


在可預見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都將呈現這樣一個特點:被視為西方的競爭對手。這種局面的形成,主要有兩點原因。第一,中國綜合實力的增長,已經形成了在世界的獨特存在。已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把中國稱為“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參與者”,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這樣體量的參與者,不可能不對世界體系產生影響。與之相關的第二點原因是,目前的世界體系,運作模式主要還是基于西方制定并主導的規則和制度。

成為競爭對手,并不以中國的意志為轉移。某種程度上說,中國不能指望,也沒必要將其看作是必須解決的問題,而應將其視為需要管理的現象。具體來說,就是在國家發展過程中,如何處理與西方的競爭關系。與此同時,也應注意到,“成為競爭對手”主要是西方視角,并不是中國外部環境的全部。對于中國以外的非西方國家來說,它們眼中的中國角色之變,更多的是世界體系演化的一部分。

在世界體系的演化過程中,中國的“獨特存在”決定了其主角之一的身份。既然是演化,就存在迭代更新,就避免不了競爭性。需要指出的是,競爭畢竟不同于戰爭。歷史上所謂格局的形成,往往都取決于大國之間的戰爭。但人類歷史已經翻過那一頁,即便是視中國為競爭對手的西方國家,也脫離不了“共存”這個大框架。

所以,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有必要在理性看待競爭的前提下,追求理性競爭。


十年劇變

美歐是西方的主導力量,所以中國如何成了西方的對手,主要還是看美歐的態度。近年來,在美國與部分歐洲國家中,“競爭對手”幾乎成了描述中國的熱詞。所不同的只是前面的修飾語,比如美國把中國稱為“戰略競爭對手”,歐盟的表述是“系統性競爭對手”。由此可見,不管加什么修飾語,美歐在對華態度上都有了一定的交集?;仡櫄v史不難發現,這是美歐對華外交調整的一個明確信號。

關鍵的原因在于,美歐的“交集”還體現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以及具體的外交行為上。今年3月,拜登政府發布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綱要》中,稱中國是“唯一有潛力在能力上將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結合起來,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發起持續挑戰的競爭對手”。2019年3月,歐盟發布的《歐中戰略前景》政策文件,認為“中國有成為全球領先大國的雄心,不可以再被視為是發展中國家”,由此將中國定位為“談判伙伴、經濟競爭者與系統性競爭對手”。此時,特朗普政府與歐盟的關系并不好,在對華政策上談不上實質性的戰略協調。所以,歐盟對華政策態度的變化,直至把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有其自身的邏輯。

1975年中國與歐盟的前身歐共體建交以后,歐洲國家對華政策的主基調長期是積極接觸。進入21世紀后,中歐關系開始出現變化,主要表現在日漸增多的經濟摩擦。更實質性的變化出現在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標志性的事件是2010年歐盟負責外交與安全事務的高級代表阿什頓牽頭起草的《阿什頓報告》。這份報告反映在政策上,就是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在經濟上更加在乎“利益對等”,在國際問題上突出“責任分擔”。

從那時起,歐洲就事實上不再以“發展中國家”來定位中國身份,盡管2010年中國的GDP僅為歐盟的42%。但此后的十年劇變,可以說是根本性地改變了歐盟的對華認知。21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難民危機、英國脫歐,以及與之相關的民粹主義的崛起,使得歐洲政治明顯轉向意識形態化。而這一點又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歐盟對華外交調整中?!稓W中戰略前景》發布的2019年,中國GDP已經相當于歐盟的91%。經濟實力的快速接近與歐洲政治的意識形態化相互加強,成為歐盟把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的認知土壤。

美國的對華態度,也有個十年劇變,只不過時間點比歐洲稍微靠前。2005年,小布什政府的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這里面有“責任分擔”的意圖,但也凸顯了當時美國對中國實力增長的某種寬容甚至認可。那一年,中國的GDP僅為美國的18%。中美外交中曾經出現的戰略對話,主要是在那之后建立起來的。而奧巴馬第二任期的2015年,美國輿論與戰略界熱議的,是中美關系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那一年,中國的GDP是美國的61%。

盡管在正式的政策文件中,奧巴馬政府沒有明確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但事實上已經開啟了對華戰略競爭。而且,在奧巴馬離任前,美國的戰略界和政策圈,在對華態度上已經形成相當程度的共識,那就是把中國定位為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這樣的共識,在特朗普個人情緒化風格的催化下,導致中美關系急轉直下的“突變”現象。與特朗普相比,拜登的對華政策,褪掉了某些情緒和戾氣,但增加了戰略運作的成分。


體系演化

十年只是歷史短暫的一瞬,出現劇變當然很扎眼。但理解變化的深層原因,還需要拉長歷史維度。英國學者巴里·布贊與喬治·勞森在合著的《全球轉型:歷史、現代性與國際關系的形成》中,以學界流行的“漫長的19世紀”這個概念為切入點,分析了“從無中心世界”到“中心-邊緣”的全球轉型。在他們看來,直到19世紀,世界才變成一個全球體系,在這一體系中,中心國家能快速且決然地在世界范圍內推行新的權力模式。

毫無疑問,在“中心-邊緣”體系里,西方國家是“中心”,包括中國在內廣大非西方國家屬于“邊緣”。無論如何解讀國際關系歷史,都很難否認這一點,即這個體系大致上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世界體系的演化就與經濟實力的消長有著密切的關系?!爸行?邊緣”局面的形成與存在,與西方與非西方在經濟實力上“中心-邊緣”的分布高度一致。2000年,七國集團的GDP世界占比依然高達65%。

2019年歐盟在官方文件中把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美歐在戰略上的共識。而這一年,七國集團的GDP世界占比是40%。如果把“西方”范圍擴大到美國、歐盟、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等國,2019年這個比例也只有49%。由此可見,以經濟實力為衡量標準,如今的世界體系已經不適合再以“中心”和“邊緣”來劃界。而在這個變化過程中,中國的角色最為突出。

還是以2019年為例,世界GDP總量“非西方”國家所占的51%份額中,中國一國的GDP就占比36%(排名第二的印度占比是7%)。從體系演化的角度看,中國與美歐關系,之所以在進入21世紀后出現“十年劇變”,是因為這個體系進入了新的演化周期。體系的演化必然涉及權力的此消彼長,西方無疑是受損方,而中國則是繼西方之后,最有可能對體系演化方向產生影響的國際行為體。

在世界大國不再以武力來獲取權力的時代,體系演化中權力分布的變化,主要以規則和制度的制定權體現出來。在一定的時間內,規則和制度具有穩定性,但從演化的角度看,它們無疑是動態的。而美歐西方國家所擔憂的,正是規則和制度的演化,可能朝中國所希望的方向“彎曲”。比如,隨著中國的崛起,國際上對人權的定義,是否會更少“西方色彩”?國際貿易新規則的確立,是否會更加凸顯中國經濟模式的優勢?

與具體的規則、制度的制定權相比,更為抽象的影響力,在體系演化中的角色同樣重要。拜登的“服務于中產階級的外交”,主要是基于國內政治。但是從體系演化的角度看,中產階級之于美國外交的意義也在式微。美國學者霍米·哈拉斯與梅根·杜莉,對中國對全球中產階級的影響做了一番研究。這兩位學者的結論是,中國在這個領域將對世界政治、經濟產生前所未有但卻被嚴重低估的影響。

根據他們提供的數據,1950年,全世界90%的中產階級分布在歐洲和北美,其中美國就占了40%。那個年代,房子、私家車、外加一條狗和年度度假等,是美國中產的標準形象。美國對中產階級的“定義”權,成為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如今全球20%的中產階級在中國,2027年占比將增加到25%。中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其消費能力、偏好和模式,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全球企業的生產和投資。

在這兩位學者看來,中國事實上正在重新定義何為中產,而這又不可避免會產生全球影響。他們認為,中國的中產階級對政府的行政效率與績效,賦予了高于或者說等同于政治參與的價值。而這一點,與西方國家中產階級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存在較為明顯的不同。中國在世界“存在感”增強,客觀上就會凸顯這種“不同”。而這樣的趨勢,是西方國家基于“中心-邊緣”思維,死守規則制定權所無法應對的。

西方習慣了“中心-邊緣”這樣的思維模式,所以對中國實力與影響力的增長尤為敏感和焦慮。在巴里·布贊與喬治·勞森看來,這是對正在進行的全球轉型的誤判。他們在書中寫道,“當下流行的爭論,錯誤地將焦點放在美中競爭上,即它們之間的超級大國地位的更替如何引發危機,這是不得要領的,因為這忽略了正在興起的全球新秩序的本質?!边@個本質是什么呢?他們認為是世界政治的“去中心化”,即不再有主導性的超級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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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1日,肯尼亞蒙巴薩民眾在蒙內鐵路首批內燃機車旁載歌載舞。蒙內鐵路是肯尼亞獨立百年來建設的首條鐵路,由中交集團總承包,中國路橋承建,于2017年5月建成通車


回歸理性

在嚴肅、理性的國際問題學者們中,世界政治的去中心化趨勢基本已是共識。對于西方國家來說,這個過程無疑會造成陣痛,因為這會帶來享受了數百年的優越感的喪失,以及權力的部分讓渡。但是,去中心化并不等同于西方被邊緣化,中國不再“邊緣”,也不意味著中國會成為新的“中心”。換句話說,在相當長時期里,世界體系并不會形成反向的“中心-邊緣”局面。所以,世界體系演化中的主角們,都需要理性地看待競爭。

西方國家將在視中國為競爭對手的路上走多遠,主要取決于美國。所以,中國與西方關系的前景,中美關系尤為關鍵。而且,中美關系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世界體系的演化方向。目前只有中美兩國的GDP跨過了10萬億美元的門檻,排名第三的日本(2020年是5萬億美元),很可能離這個門檻越來越遠。最有潛力的印度(2020年是2.62萬億美元)跨過這一門檻,還需要相當長時間。

這種“兩家獨大”局面的形成和持續,是中美關系最具競爭性的重要原因。但同時也應注意到,無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在對華戰略競爭上的咄咄逼人,都與目前美國政治中的“非理性”因素有關。無論中美競爭變得有多激烈,都掩蓋不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雙方都無法讓對方屈服。正如美國學者何瑞恩(Ryan Hass)所認為的那樣,中美兩國都太大太強,不可能被對方所支配。至少在拜登的有生之年,他是肯定看不到美國在競爭中完勝。

目前中美兩國都在向對方展現強硬,而強硬又強化了雙邊關系的競爭性。螺旋式下滑的中美關系何時觸底不得而知,但最終兩國都不得不回歸理性。中國學者王緝思近日在《外交事務》上撰文稱,為了避免沖突,中美需要接受兩個基本現實?!暗谝粋€現實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間享有巨大威望,其權力根基不可動搖;第二個現實是,在塑造全球秩序方面,美國仍將是最強大的行為體?!?/p>

這與中國外交系統人士在公開場合的言論取向是一致的。一方面表明中國無意挑戰或者取代美國,希望能與美國和平共處,共同發展;另一方面堅決反對歐美國家對中國政治制度和共產黨的攻擊,希望歐美國家理性認識到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為什么選擇了共產黨和擁護共產黨。

何瑞恩認為中美關系應該“尋找新的平衡”,其邏輯前提也是“回歸理性”。他認為,華盛頓和北京都需要采取措施,創造條件讓新平衡的出現成為可能。在何瑞恩看來,中美關系新平衡的形成,需要兩國重新發現雙邊關系中新的共同邏輯,即追求共存不是因為友好或善意,而是雙方共同的需要?!皼]有這個共同邏輯,敵意與焦慮就會定義雙邊關系?!蔽阌怪靡?,美國對中美關系的走向有著更大的影響力,所以在“回歸理性”方面,美國理應先行一步。

而對中國來說,積極推動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回歸理性”,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對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無疑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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